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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ChinaBorder  »  【跨界民族】吴楚克:从地缘安全角度理解中国的民族与跨界民族
作者:吴楚克

摘要: 对民族和跨界民族问题已经有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研究,但是,从地缘安全角度重新诠释中国的民族和跨界民族,却是在新形势下对中国跨界民族和地缘安全关系的理论尝试。

  封面图片:中缅边境的中外景颇族共度民族节日“目瑙纵歌节”。


文章简介:本文是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跨界民族与中国地缘安全研究”的中期成果。

作者简介:吴楚克,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中国边疆学研究中心主任。


 

摘要:对民族和跨界民族问题已经有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研究,但是,从地缘安全角度重新诠释中国的民族和跨界民族,却是在新形势下对中国跨界民族和地缘安全关系的理论尝试,因此,文章对民族、跨界民族和族群等以往的认识进行了批判,力图在确立新的范畴中构建跨界民族与中国地缘安全的理论体系。

关键词:地缘安全 民族 跨界民族


  图片:在中国-越南边境界碑玩耍的苗族孩子,他们时常把牛放到越南去再赶回来。

                              一                                  

民族演变的历史不是“民族”概念演变的历史。当我们进入课题研究的入口,发现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关于什么是“民族”、什么是“族群”,以及什么是“跨界民族”的概念争论,而且争论的时间之长和争论的激烈程度,在理论研究领域都是罕见的。如果要分析民族与跨界民族,不对以往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就难以从逻辑角度框正我们课题研究的范围,找到准确的“切入点”。归纳以往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做出如下总结[1]

总结一,不能以西文中关于“民族”概念的含义“套用”在中文概念上。这是以往争论中较为常见的一种倾向,一些研究家熟悉西方某种或某几种语言,在使用过程中深感汉语中民族的概念与西文中关于民族的概念对应不上,他们在力图寻找到一个能够对应的上的汉语词语来代替民族的概念,于是,试图用类似“族群”、“国民”、“国族”等概念来取代不同语境下的民族概念。[2]这种努力忽视了汉语“民族”概念产生的历史和现实含义,不自觉地把自己放在了一个被动适应的角色上,去适应西文的相关概念。甚至有人认为汉语“民族”是外来语,是近代从日文翻译中借鉴过来的。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仅以西文为轴心来对应汉语,忽略了词语形式掩盖下的本质内容。

事实上,汉语“民族”概念的含义是清楚的,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没有出现认识对象的误解。[3]中国几千年民族融合的历史,就是以不同民族共同生活和建设同一个国家而形成的各民族发展史,“华夷”之别本质上区别于西方的种族之别,所以,是西文无法准确地反映汉语民族概念的含义。产生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早期西方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资产阶级民族”对其他民族的排斥和灭绝。他们不愿意承认文化异于他们的民族拥有建立“民主国家”的权力,不愿意看到那些“落后民族”居然拥有更加文明的国家,因而,以“公民”来指称他们自己,而以族群或部族指称那些弱小的却和他们生存在一个国家里的“国民”,从“公民”、“国民”到“族群”概念中潜含的种族差别和文明等级是显而易见的。

总结二,改革开放以后谈到“民族”概念,很多人的兴趣似乎是在反思和批判,首当其冲的当然就是斯大林的民族概念。其实,这当中存在一个前提,就是阶级意识,我们不要忘记斯大林的民族概念是以阶级意识为前提的,取消了这个前提,他的提法当然存在片面性。然而,如果我们回到斯大林提出民族概念的时代特点和历史要求,就会发现,斯大林针对近代资产阶级民族和他们建立的国家,提出无产阶级民族和他们建立的国家,那么,就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4]而且,如果我们回到“阶级”完全是一个经济学范畴的正确理解上,那么,仅仅把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而进行的革命看作是“阶级历史”的全部,我们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用“经济全球化”、“全人类利益”、“普世价值”来陶醉我们自己,这也是一些人热衷于与国际接轨,看不清今天发生的世界经济危机和国际冲突本质上依然是哪个阶级执掌统治权的斗争,看不清西方发达国家制定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的游戏规则的本质含义。

事实上,一些人想利用“族群”或“国族”概念来消除国内民族矛盾,是典型的形而上学“狂想”,[5]甚至认为,因为西方国家没有中国这样的民族概念,所以,避免了发生我们这样的民族矛盾。这种本末倒置的“概念演义”,说明国内少数民族理论研究脱离实际。任何事物的产生和发展必然有其客观存在为基础,人们只有真实地感受和理解他们,才能在实践当中认识其根源和发展轨迹,从而把握事物的发展规律。民族问题更是如此,人们永远不要忘记,前苏联共产党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几次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宣布:我们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资本主义国家根本无法解决的民族问题;我们已经组成了一个新型的民族:苏联民族。这种离开实际情况而宣布空想结果的结果,就是历史给予无情的嘲笑。

1980年7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中央统战部撰写的题为《评所谓“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特约评论员文章,以大量事实论证了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基本上是各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从而否定了“民族问题实质是阶级问题”这个所谓的“普遍真理”。事实上,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不存在,其目的是为了证明以阶级斗争为形式的“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避免重蹈文化大革命的覆辙。但只要社会集团利益差别存在,并且一部分人控制着另一部分人的劳动,阶级斗争就不会自行消失,那么,民族矛盾当中的阶级斗争因素也就不会消失。放弃从阶级角度认识社会矛盾,就是放弃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认识社会矛盾,结果就是永远认识不到社会矛盾的实质。这不是放弃不放弃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问题,也不是陈旧与革新的问题,更不是一些人栽赃为“缺乏人性”的保守派,而是实事求是。大家不要忘记前苏联戈尔巴乔夫主张“全人类利益”的口号下,俄罗斯人得到的是什么结果。西方政治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如此深刻,以至他们创造了一套又一套“现代民主”理论来掩盖马克思主义的真知灼见,而他们自己却深谙其中的奥秘,永远视阶级利益为此为大。我们不能由于急于忘却痛苦的历史而“掩耳盗铃”。

总结三,对国内不同民族发展历史和趋势的判断,要放在中国各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过程中,而不能套用近代“资产阶级民族”开疆拓土和建立“公民国家”的历史轨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正确认识中国的“民族概念”,合理把握中国跨界民族的发展趋势和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途径。因为,如果按照西方民族学理论,认为民族首先是一个空间的或领土的概念,一个“nation”(民族)必须具有明确的地理边界,人群与其传统居住的土地(也许并不是其最初的发源地)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那么,我们就无视中国民族史。同样,如果我们把minority用于中国少数民族,就忽视了他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法律上具有平等地位的公民,他们和其他任何人一样拥有公共事务和法律权利、政治权利与义务、社会经济权利等各种各样的“公民权”。

“族群”概念依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6]首先,这个概念显然是出自“正统公民”对少数族裔的概括,其中所包涵的核心意义是否定这些人拥有完全自主的公民权利,正如美国政府规定:纯种的美国印地安人的后代,从出生起就可以享受政府提供的津贴,条件是必须是纯种的。这种本质上属于灭绝性的“优惠政策”就是针对少数族群的。其次,“ethnicgroup”反映了英文词语无法准确包含“多元一体”的内容,根本原因还在于,历史上组建现代西方国家的民族从来就没有打算与其他“族群”分享国家的历史与权利,所以,不管他们的人多还是人少,他们从来不把自己归到“族群”中去。其三,“族群”是“思维苍白”的表现,反映到汉语中更加突出了其缺乏历史感和亲和力,那些对“族群”概念津津乐道的人,恐怕并没有认真地思考这个“舶来品”的真实含义,只是以为它的逻辑涵盖范围比较广而已,事实上,这只是一种误解,对那些使用英语熟练程度超过汉语的人来说, 最好是把英文原著直接“拿来主义”,还有更多的新名词供人们争论,他们还能得到首位“二传手”的名誉。

总之,对民族概念的认识和理解,实质上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如果有些人认为他们只是在纯粹学术意义上讨论“民族概念”,那只能是一厢情愿,也根本不可能讨论清楚这个问题。[7]中文“民族”概念内含丰富且含义清晰。2005年5月,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对民族概念进行了新的阐释:“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来说,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的作用。”可以肯定,它标志着我国对民族概念及其定义的中国化探索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图片:
中国哈萨克族女演员 热依扎

                 二                                    

跨界民族和跨界民族问题是一个范畴与概念的问题[8]。在跨界民族范畴内存在跨界民族问题,不能简单地认为是两个概念或者是两个问题。跨界民族具备范畴的主要特征:一是跨界民族是一个“知性概念”,也就是说它是从具象中得出并提升为一般性的认识。二是它是一个“综合概念”,也就是说它是民族与跨界的组合。三是它是一个“实体概括”,也就是说跨界民族拥有确切的存在对象。四是它是一个“知识扩展源”,也就是说围绕“跨界民族”可以进行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类似康德的“纯粹知性概念”。因为,范畴具有普遍可能性而包含“先验”内容在内,理论上讲,范畴可以在所有经验范围内构造自己的理论体系。

关于范畴的哲学意义原本不是我们涉及的问题,但由于在讨论民族和跨界民族概念时,争论的深入已经到了我们必须清楚范畴和概念的差距,才能理解什么是跨界民族,更重要的是,确立了“跨界民族”属于一个范畴,我们才能在“跨界民族”范畴下,创造跨界民族与中国地缘安全的理论体系。一些教科书简单地把范畴解释为“最高概念”或“普遍意义”的概念,误导了很多人,以为“概括性”就是范畴的主要特点,殊不知,习惯“归纳”和“分级”思维方式的理解,恰恰把“范畴”的理性拓展和思维源泉的特性丢掉了,没有真正理解范畴是“知性认识论”的一个概念。因此,创建任何一个理论体系,寻找这个体系的范畴就成为理论构造的前提,如“中国边疆政治学”中,“边疆政治”就是一个范畴[9],因为,它具备了范畴所必须的实体对象“边疆”,具备了综合性“边疆政治”,具备了“先验的”的理论拓展性“学”,同时具备了“理性抽象”的特征。“跨界民族”与“中国地缘安全研究”共同架构一个时代特征鲜明的理论研究体系。

首先,我们使用的“跨界民族”范畴中的“民族”,是传统中国汉语语义中的“民族”,其含义可以用2005年5月,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对民族概念进行了新的阐释:“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来说,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的作用。”

其次,在跨界民族与中国地缘安全!研究范畴里,“跨界民族”主要针对中国跨界民族,那么,我们的“跨界民族”含义应该简略概括为:跨国界而居的中国少数民族和移民群体。具体内含主要指:一是中国少数民族;二是与中国存在陆界或者海界相连;三是跨界民族的主体或者部分居住在相邻国家。四是国外存在的译名不同但与国内某一少数民族确为同一民族的,仍然属于跨界民族;五是居住在国外的中国华人群体和移民群体,被视为本课题的特殊研究对象[10]

其三,由于中国是世界移民输出大国,由移民构成的侨民和当地华人社团的“跨地缘”影响力增强,我们把这一部分特殊的“跨国中国人”作为专门一节,包括在研究范围内。同时,这部分人的居住国是否与中国相互毗邻并不是一个必要条件。

其四,根据我们对跨界民族的理解,起源地在中国境内并聚居的少数民族,其成员跨界而居或者移民国外,属于特殊“跨界民族”。也就是说,他们在中国是少数民族,但同时这个民族的主体就在中国,如藏族、维吾尔族。他们本身不是跨界民族,但这两个民族的人们跨国界而居或移民国外,形成中国少数民族的“跨界群体”。由于他们身份特殊,对中国地缘安全的影响力大,所以,也属于跨界民族和中国地缘安全的研究范围内。

上述对中国跨界民族的鉴定,符合目前中国少数民族的状况,同时,也包括了世界“华人族群”在内,符合目前中国地缘安全与国际关系的研究需要。实际上,任何理论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是研究对象的存在和发展。研究中国的跨界民族,他们的各种“演变形态”体现了跨界民族的发展动态,更加准确地反映了跨界民族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时间的作用和影响。跨界民族与中国地缘安全的研究正是要通过跟踪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中的复杂民族关系,把握来自跨界民族正反两方面影响的原因,以便做出合理的判断和决策。

中国跨界民族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正常现象,任何一种人类社会存在首先也必然表现为组成社会主体的人的存在,而人类的存在正如其他物质存在一样,是多种多样的。尽管种族起源的原因被宗教和传说演义为“先天”的或者“神”的意旨,但现代科学越来越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人类起源于共同的祖先;尽管种族的差距被一些人类学者定性为“智商”的优劣,但越来越多的事实说明,物质文明条件是人智商高低的决定因素;尽管在当今世界西方文明的优势与白人种族优越的结论被各种各样的媒体铺天盖地宣传,但越来越多的其他国家的迅速发展和对西方所谓文明的了解证明,任何一个民族都能够达到和超过西方文明的程度并建立更加文明的标准。

中国跨界民族的现象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更多地表现为大多数少数民族处在不自觉地“融合”过程中,而少数拥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历史传统和地域范围的民族,处在动荡和分裂当中,造成这种现象的外部原因是帝国主义侵略和周边大国的干涉挑拨。如近代中国西藏的局势受英国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后来继承殖民主义衣钵的印度政府横加干涉中国内政,对中国西藏局势产生破坏性影响。此外,沙俄时代就对中国外蒙古地方政府和宗教上层进行挑拨,十月革命后,苏联出于自己的目的支持外蒙古革命和独立,斯大林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苏联极为有利的时机,强迫中国国民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并迫使新中国政府接受外蒙古现状[11]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民族平等和民族扶持政策,把少数民族的团结、繁荣和平等放在第一位,通过民族识别,充分保证了那些在过去根本不被官方认可的民族身份和地位。在社会发展条件、教育、医疗和人口政策上都给予政策优惠,并坚持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国家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支持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建设。

改革开放后,跨界民族问题越来越突出,特别是进入21世纪,中国跨界民族问题与国家安全问题的关系也日渐明显。基本原因是中国跨界民族自身发展达到了能够对跨界民族主体或者外在部分施加影响的程度;客观原因是跨界民族所处边疆的地域特点,引起试图干涉和破坏中国国家安全的某些别有用心国家的注意,特别是极端宗教势力和恐怖主义分子的注意;主要原因是由于前苏联解体的结局,使一些敌视社会主义国家的势力试图借助跨界民族问题继续干涉中国内政,引起中国国内动乱,乘机分裂中国或者滞后中国的发展步伐。

毫无疑问,跨界民族这一原本普遍存在的正常现象,在当今中国面临的国际竞争环境和地缘安全环境中,变成敌对势力企图操控的筹码,变成恐怖主义和极端宗教势力经常利用的“民族感情”。因此,如何科学理解和应对中国跨界民族问题与地缘安全的关系,就变成一个重大而又迫切的应用研究,成为指导中国边疆政治和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发展的实践理论。




[1]有关国内民族概念争论的综述性文章,参见崔明德、曹鲁超《近十年来传统民族观及民族思想研究述评》,《齐鲁学刊》,2005年第5期,与这篇风格不同的另一篇综述文章是黄仲盈《中国特色民族定义的历史演化》,《广西民族研究》,2006年第4期。

[2]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朱伦研究员曾发表过一系列文章讨论这个问题,并以自己卓越的语言和敏锐的观察力,辨析民族概念的问题。《论“民族-国家”与“多民族国家”》,《世界民族》,1997年第3期。《人们共同体的多样性及其认识论》,《世界民族》,2000年第1期。《走出西方民族主义古典理论的误区》,《世界民族》,2000年第2期。

[3]翟胜德《“民族”译谈》,《世界民族》,1999年第2期。

[4]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5]龚永辉《论和谐而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概念》,《广西民族研究》,2005年第3期。

[6]石奕龙:《Ethnic Group不能作为“民族”的英文对译》,《世界民族》,1999年第4期

[7]马戎《评安东尼·斯密斯关于“NATION”(民族)的论述》,《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144页。

[8]参考曹兴《跨界民族问题及其对地缘政治的影响》,《民族研究》,1999年第6期。这篇文章是国内研究跨界民族问题的一个理论起点和总结,以较为全面和系统的观点提出跨界民族问题,并具有敏锐的政治性,后来的一些文章基本上受启发于此文。

[9]参考吴楚克《中国边疆政治学》,1-10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4年。

[10]在研究跨界民族的成果中,刘稚教授发表的《关于跨界民族若干理论的思考》,刊登在《云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这篇文章系统地总结和论述了国内关于跨界民族的理论研究状况,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她认为“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传统的民族观与西方国家的民族观有明显的差异。当人们用‘跨界’这一动词来修饰某个民族时,实际上已经指出了这个人们共同体历史上在族源、社会、经济、文化、地理上的密切关系。”因此,她提出跨界民族的三个要素是:历史上形成的原生态民族;二是同一民族的人们居住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相信国家;三是民族传统聚集地被国界分割但相互毗邻。 

[11]参考吴楚克《东蒙史述与周边关系》,57-68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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